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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传志:七十不惑

2014-11-27 15:13| 发布者: lzm| 查看: 919| 评论: 0|来自: 中国新闻周刊

七十岁的柳传志,三十岁的联想,加在一起整整一百岁他一度信奉平均主义,饿着肚子一个月捐献一斤粮票,以为这样就能共同富裕。而此刻他创办的公司,所推出的从掌上电脑、智能手机、到南美进口樱桃,无一不在引导、迎合整个社会的消费主义热潮;他创业初衷是为了证明自己,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,眼下这家公司的兴衰已经直接影响到从中国到美国,数个国家六万多雇员的生计。


七十岁的柳传志,满腹故事,一身经验。他的沉稳与智慧,帮助他一次次避开了政治与市场的激流险滩,他被看作是过去三十年间最出色的企业家代表。一个国家的变迁,一家公司的成长,一个个体命运的辗转,都在柳传志身上得以集中体现。他的经历中,镌刻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完整年轮。


理想与道路、价值观与方法论、产业报国与世界五百强,他曾经坚持的、改变的、盼望的,所有这一切,你问这个七十岁的长者一一经历后,此刻感受如何?

人生七十古来稀,柳传志却越活越犀利。


与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约定专访的这天上午,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,刚刚在绿公司2014年年会上主持了大会全会“改变的年代:现实与远见”。头一天,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和他打赌:“明天的会上,你不会问很尖锐的问题。”结果大大出乎预料。


“今天上午的会你也听到了,你说,我问得够不够尖锐?比你们记者还尖锐吧?”柳传志的不服气里,透露些许孩童赢得游戏般的自得。出席这次大会的演讲嘉宾,不是政府官员,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库的专家。柳传志抛出的问题,没有一个是“抬轿子”的。


“假如向政府某一项工程投了标,而这个标对您的企业很重要,但是遇到了索贿的问题,您将怎么做?”听完了柳传志的问题后,原中国“入世”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,思考了十几秒后才开口。


“您做发言人做了这么长时间,(政府)要求您表达的观点和您内心自身的观点,是不是总是完全一致?有没有很大矛盾的时候?您怎么处理?”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听到柳传志的问题后,第一反应是“太尖锐了1


“中小企业到南宁来投资求发展,万一遇到了不公正待遇,比如吃拿卡要或者是拖延、效率很低的情况,您给他们出三招,他们应该怎么办?”还没等到中共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回答,台下已是掌声迭起。


“为什么现在敢说了”


此刻的柳传志,身着黑西服、蓝领带,不怒自威。


“我今天之所以敢问官员这些比较尖锐的问题,之所以敢说心里的话,是因为现在的环境还是改善了很多,而政府也正在切实地推进一些事情。”


联想刚成立时,由于没能拿到政府的计算机生产批文,柳传志只能把工厂开到香港,后来由于香港地皮贵、人工贵,实在扛不住了,辗转拿到批文,1988年,柳传志又把工厂迁回内地,但关键零部件仍需借道香港进口。


“当时,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地方海关的人,挨了一个很重的处罚,心里不服气,那时我们还是不谙世事,到海关总署去告状。后来总署也派人来调查,了解了真实情况后,没有给我们处罚,这听起来好像是没事了。”


没过几天,当载有联想零部件的卡车入关时,每一辆都被要求检查。那时海关边境口岸并不多,每天早上,口岸上等待入关的大卡车,一排就是好几公里,“检查完了以后就让车重新排队。”


今天这么折腾一次,明天再折腾一次,工厂的流水线时开时停,生产进度完全赶不上趟。经过好多天的连续盘查后,柳传志突然意识到,“这个地就是待不下去了。”不久,柳传志决定把工厂搬到了广东惠州。


2000年前后,国家审计署曾经对联想开展审计,从香港的公司到广东的生产基地,查了半年多,最后没有查出问题。此后,再和审计署的工作人员打起交道来,柳传志发现他们“态度温和多了。”


如今,联想的业务已遍布中国各个省份和全球190多个国家,柳传志和联想也成为各地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对象。


2013年,在一群企业家的小范围聚会中,大家讨论“抱团跨境投资”话题时,柳传志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:“一是强调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,从国内看如此,从欧美看也一样;二是企业家的态度,最重要的是聚焦、专注。”柳传志对在座的企业家说,“从现在起,我们要在商言商,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,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,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。”


柳传志的这番表态,随即被截取出来发布到了公共平台上,并引发了一番讨论。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说:“企业家是弱势群体,管不了天下。”任志强则在新浪微博上写道:“‘在商言商’就是一种政治表态。我认为,政治不管你‘言不言’它都在你身边。”


后来,柳传志对当初的这段话,做了一番补充解释:“‘商’字本身就包含了作为一个商人对社会应该作出的贡献,绝对没有逃避社会责任的意思。作为企业家,我们更多的是要做实事,比如把企业做得更大、招收更多雇员为社会解决就业、让雇员享受更好的待遇、多做一些公益活动、将社会风气带动得更好。”柳传志说。


柳传志曾先后担任中共十六大、十七大代表,九届、十届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。今年“两会”上,柳传志提出的建议主要关注食品安全及土地确权,“当土地相对分散时,建立可追溯的农业体系会很困难。当政府决定土地可以流转集中时,这事就具备了运作的条件:农业技术能够被普遍采用,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可以进行控制,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保证食品的安全。”


尽管有丰富的参政议政经验,柳传志还是觉得,“如果让我宏观地议论其他方面的事,一是我并没有这样的能力,二来这更是一种不负责任。联想自然有社会责任,诚信经商,做个好人,我从来不说违心话。”


采访中,当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再次问及当年那场在商言商的论争时,柳传志说:“商业本身就是在商言商,但它又会联系到很多政治问题。我说过在商言商,但没有说过不问政治。”


在4月21日的会议上,面对柳传志的问题,官员们的回答没有躲闪。


龙永图说,过去面对官员索贿,他可能选择放弃或行贿,但现在毫无疑问要斗争,“现在中国的纪检监察部门已经开始来真的了。”


赵启正表示,他的原则就是“不能说谎”,并举了如何回答外媒关于奥运场馆运营的盈亏问题的例子。


余远辉则直接向台下企业家表态:“如出现不公正待遇,建议企业向直接的有关部门反映,有关部门肯定会在十天之内给大家协商,达成一个结果。如果还不满意答复的结果,可以请企业向市委市政府的督查室反映,我们在一周之间将派出调查组解决问题。如果还解决不了,请他向我和市长反映,我和市长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、合理、满意的结果。


“你看,我问得尖锐,官员们也答得坦诚。”柳传志说,“作为企业家,你可以接触政治多,也可以接触政治少。如果要保护自己,觉得不安全的时候,要少接触一些,少谈一些。”


多年来,柳传志既不评论政府,也很少抱怨环境,更没有试图进行商业之外的改革突破。“不做改革的牺牲者,这句话很重要的,你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,什么事情不能做,不能不行的时候强行去改造环境,那一定会头破血流。1984年和我同时起步办公司的有好多出名的人物,好多出名的企业家,但今天还在位的不多了。这些人其中有相当一批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把握好。要想把事情做好,就要审时度势,要拐大弯。”


“30年之前是什么样子,你们根本不知道”

1961年,刚刚高中毕业的柳传志。他被美国《商业周刊》称为“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”的娇子。图/受访者提供


柳传志生于1944年,美国商业周刊曾称他是“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”。


父亲柳谷书早年活跃于上海金融界,与中共地下组织关系密切。改革开放后,63岁时,柳谷书又创办了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,与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、美国专利局局长毛新哈夫都是老朋友,母亲曾就职于中国银行秘书室。


上小学时,母亲有意识地培养柳传志登台演讲的能力。到了初中,正值“反右”运动高潮,一天,“妈妈就不再鼓励我们讲话了,总是让我们悠着点儿,让我们和同事之间、和周围人处理好关系。”
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,文革前夕,柳传志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,一次跟着社教工作队去秦岭山区“学农”。


“当时有句话,宁长社会主义的草,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我们跟着农民进到秦岭里去,就发现林子里种着一片药材。当时我们都吃不饱饭,最后,这些药材还是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苗,给连根拔掉了。”


秦岭拔苗一事,柳传志记了半辈子。


“我在困难的时期,饿得完全受不了的时候,响应号召,一个月捐一斤粮票,这就是说,当时相信,只要我们捐了,大家的生活都会好起来。”


后来,只有改革开放以后,柳传志去了香港,去了美国、欧洲,一看,原来世界是这样的,“人家是怎么做的,才知道这条路是不通的。”


文革记忆成了柳传志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。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,柳传志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这些问题,那时,他琢磨最多的事情,还是怎么让联想活下去。只是在最近几年,他才偶然会谈及“社会空气太干燥”的问题。


4月20日,柳传志在与王石就“1984,共同的三十年”这一主题进行对话时,重提文革,他讲了三个故事。


“1970年从广东农场调回北京,在火车站看到枪毙人的布告,被枪毙人是我初中、高中班主任和教语文的老师,极为和善的老头,当时真的把我惊呆了。他没儿没女,后来了解怎么回事,他老婆是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,大概在街上买过小报给使馆送去,他老婆被枪毙,他肯定有了不满言论,所以被枪毙,这事吓人吗?”


还有一个人,柳传志很多年都忘不掉。1966年8月,当时柳传志家住中国银行宿舍,在北京算比较漂亮的四合院,东屋一家姓丁,家从上海过来,女主人当过右派,所以没有工作。突然有一天邻院组织的红卫兵冲进来,把这个女的扒光了打,为什么?说她参加过一个教会。“后来那个女的就疯了。今天,她的女儿跟我妹妹是要好的朋友,这事能不记一辈子吗?”


也没歇口气,柳传志讲起另一次经历:“60年代,在中科院计算所里抓住两个人来斗,这两个人都是留苏的,两个人都是有背景的。谁说私房话的时候没说过不满?但这两个人被一起斗时拒绝承认说过过头话,最后造反派把他们分开斗,两个人就咬起来了。非要把人性变得那么丑恶,这是干什么?”


“直到1975年,邓小平出山,胡耀邦到我们科学院当院长,说了一番暖人心的话,大家特别激动。后来,连老邓、胡耀邦全打下来了,一打到底。1976年1月份,周恩来总理去世了。一提起周恩来三个字,我马上眼泪要下来了。那个时候,国家真的走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极端,你这个年纪的人可能想象不到的,也没法理解。”


2004年,联想控股成立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,柳传志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邓小平。“年轻人都不会知道,因为你们一开始接触社会,就面对一个相对已经比较开放、信息比较通畅的社会,但是20年之前、30年之前是什么样子,你们根本不知道。”


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


有人习惯把柳传志和乔布斯做比对。


数年前,有个记者问柳传志,怎么看苹果创始人乔布斯,得到的答案是,“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产品经理。”还有一次,柳传志和潘石屹一起做客杨澜主持的一档谈话节目,潘石屹频频拿iPhone、iPad举例,称SOHO就是要做地产界的苹果。听罢,坐在一旁的柳传志拍了拍潘石屹的肩膀,一笑置之。


三十年前在中科院门卫室的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平房里开始创业时,柳传志40岁,跟着他干的都是一帮“老伙伴”。


刚创业时,第一次被人骗,损失了14万元。后来“总是被人骗”,最严重的一次,差点被人骗走了300万元。两个星期后,这笔钱如数追回,柳传志的头疼病犯了好几次,经常一到夜里两点钟就被吓醒,心脏狂跳不止,不得不住进了海军总医院治疗。


“联想年年都是要死要活的,我们当时不仅仅是伤筋动骨,而是已经到了生死边缘,弄不好摔一跤就死了。”几乎同一时期,乔布斯已经向市场上推出了麦金塔个人电脑,名声日拢两人成长的背景如此迥异:柳传志的青少年时光在《三国演义》、阶级斗争、上山下乡中度过,而在相同年龄,乔布斯则沉醉于大麻、禅宗哲学和鲍勃·迪伦的乡村音乐之中。


柳传志喜欢看历史书,特别是《三国演义》。“诸葛亮,历史上看他是成功人物,是道德和智慧的典范,但就他本人来说他是悲剧人物,原因是他预定的目标没有完成。”


曾国藩写的书,柳传志也爱看。“曾国藩是屡败屡战,这种顽强劲头是一个企业家必不可少的。他还善于学习竞争对手和幕僚的长处。他还很注意反省,按照小说里写的,他静思的方式是点上香,对着香盘腿打坐,静静回忆。这和我们到一个阶段反思,意思是一样的。”


1994年,在海军总医院病房的两个多月里,柳传志思考了好多问题。住院时,每天早上他都会去附近的八一湖散步,和晨练的老头老太太学跳舞,专注音乐的节拍,让柳传志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。后来,他终于能够静下来去琢磨和倪光南的分歧怎么解决?企业内部管理层的意见如何协调?联想未来往哪儿走?


国情、家庭、性格的截然不同,决定了柳传志建立的联想和乔布斯塑造的苹果,终将生长出不同的基因。只不过,与乔布斯一度失去对苹果控制相比,从1984年创业的那一刻起,柳传志就把自己与联想紧紧地绑在了一起,不曾分离。


过去三十年,联想一直就被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看似矛盾的经营哲学所主宰。


理想主义的一面,体现在柳传志早在十多年前制订的企业发展愿景上:“联想控股愿意以产业报国为己任,致力于成为一家值得信赖并受人尊重,在多个行业拥有领先企业,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化控股公司。


这段文字不仅见诸联想控股官方网站的企业介绍里,同样也被挂在公司总部的大会议室里,同时,在大大小小不同场合里,也被柳传志多次宣讲。但是,很多人,特别是外界的年轻人,常常会认为“产业报国”只是一句口号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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